
“妈,咱家真的没钱过年了吗?”我小声问了一句,母亲看着见底的米缸叹了口气,说只能去外婆家借点钱,可谁也没想到,这一趟走亲戚似的出门,最后让我把人情冷暖看了个明白。

1999年的冬天,冷得有点邪乎。

风从门缝里一个劲儿地往屋里钻,吹得煤油灯火苗一跳一跳的。我们家那扇老木门早就关不严实了,底下塞了破布也没多大用,晚上躺在炕上,脚底下还是凉得发木。

母亲盘腿坐在炕沿上,把口袋里那点钱掏出来,一张一张地抹平,再翻来覆去地数。五块的,两块的,一块的,还有几枚硬币,摊在炕席上,寒酸得让人不敢多看。

她数了一遍,不死心,又数了一遍。

最后,手慢慢垂了下去。
我嘴里含着一口凉水,假装低头写作业,其实一个字也没看进去。我就盯着她的侧脸看,越看心里越慌。那阵子母亲瘦得厉害,下巴尖了,脸颊也凹了,灯光落在她脸上,整个人像纸糊的一样。
父亲是正月刚过就出去打工的,说去南方,去建筑工地,能挣大钱。走的时候还拍着胸脯跟我说,等回来给我买双带白边的球鞋,再给母亲扯块新布做衣裳。
我信了。
母亲也信了。
可转眼腊月二十五了,人没回来,信也没见着,托人带的话更是一句没有。村里出去打工的人,有的秋里就回来了,有的冬月里也寄了钱回来,只有父亲,一点音讯都没有。母亲嘴上不说,心里一天比一天沉。
“妈,我不饿。”我说。
其实肚子早就空得发慌了。
母亲抬头看了我一眼,勉强扯出个笑:“等明儿妈给你煮点面汤。”
可我知道,家里连挂面都只剩最后一小把了。前一天晚上,母亲把那点面掰成三截,煮了满满一锅,清得能照见人影。她把稠一点的都捞给我,自己端着碗喝汤,还说她最近胃口不好。
窗外传来隔壁院里的说笑声,隐约还能听见猪叫。有人家在杀年猪了,几个孩子又喊又笑,热闹得很。那声音越热闹,我们屋里就显得越安静。安静得只剩母亲叹气的声音,和煤油灯偶尔爆一下灯花的“噼啪”声。
那天夜里,我裹着薄被子睡不着,迷迷糊糊中听见母亲翻身,又听见她很轻很轻地吸鼻子。她以为我睡着了,哭得压着声音,可我还是听见了。那一刻我忽然就不敢动了,怕一动,母亲会更难堪。
第二天早上,天还没亮透,母亲就起了。
她先去灶屋转了一圈,又回屋坐下,坐了一会儿,再站起来。来来回回好几趟,像心里有一团火在烧,又找不到地方落。我穿衣服的时候,她突然说:“小宝,今天跟妈去你外婆家一趟。”
我愣了一下:“现在去?”
“嗯,早去早回。”
她没多解释,我也没多问。其实我心里明白了个七七八八,只是不敢说出来。借钱这种事,哪怕我年纪不大,也知道不好张口。更何况是母亲这样的人,平时最要强,日子再难,也不肯在外人面前露穷相。
她从箱子底下翻出那件压了好多年的蓝棉袄,拿起来拍了拍灰,又对着那面边角都裂了的镜子梳头。她梳得很慢,头发抿了又抿,像是把自己收拾得体面些,心里那点难堪就能少一点似的。
我坐在炕边看她,忍不住问:“妈,舅舅会借给咱吗?”
她手上的木梳顿了一下。
过了好一会儿,她才说:“都是一家人,总得试试。”
这话听着像在安慰我,其实更像在安慰她自己。
去外婆家得走一个多小时。冬天路硬,土路冻得梆梆的,脚踩上去发脆响。田地里空荡荡的,玉米秆早就收了,地面结了一层白霜,远远看去一片灰蒙蒙。母亲走得不快,头压得低,手一直拢在袖子里。
我跟在她旁边,几次想说点什么,又怕说错了让她更烦。
快到外婆家村口时,她忽然停下来,整理了一下衣襟,又抬手抿了抿鬓角。看得出来,她紧张得厉害,连呼吸都比平时重。
外婆家在村东头,院墙比我们家的高,也齐整。院门是新刷过的木门,门槛也结实。院里堆着柴火,角落里放着准备过年的白菜和萝卜,屋檐下还挂着几串干辣椒,一看日子就比我们家松快不少。
母亲走到门口,没立刻敲门。
她站了会儿,才抬手敲了两下。
“谁啊?”里面先传来舅妈的声音。
“是我。”母亲答。
里面安静了一瞬,像是没想到是她。接着,门才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舅妈把门拉开一条缝,先看了看母亲,又看了看我,脸上的笑淡得几乎没有。
“姐来了啊。”她说。
嘴上叫得客气,可那股子疏离一听就听出来了。
母亲挤出笑:“快过年了,来看看妈。”
“进来吧。”舅妈让开身子。
我们进了院,我下意识往四周看了看。堂屋窗户上贴了新剪的窗花,角落还放着两兜苹果和一箱饼干,看着就喜庆。再想想我们家,连像样的年货都没有,心里那股酸劲儿一下就冒上来了。
进屋后,一股热气扑面而来。屋里烧着炉子,比我们家暖和多了。外公坐在炕边抽烟,见我们来了,赶紧把烟袋锅子放下:“来了?快上炕暖和暖和。”
外公说话总是慢,可声音里带着真心,让人一听就觉得踏实。
外婆在里屋躺着,听见动静就想起来。母亲忙拉着我进去,坐到床边。外婆比上次见又瘦了些,脸色发黄,咳得也厉害。她一看见我,眼睛倒亮了,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,嘴里直念叨:“这孩子,怎么瘦成这样了。”
我鼻子一酸,差点没忍住。
母亲问她身体怎么样,外婆摆摆手,说老毛病,熬着呗。可她说话的时候一喘一喘的,明显没那么轻松。母亲听着,眼圈都红了,但她什么也没说。她自己还一脑门子的事,哪有能力管别人。
待了没一会儿,舅妈就在外屋喊:“妈该歇着了,别说太久。”
声音不高,却透着催。
母亲只好站起来,轻轻给外婆掖了掖被角,带着我出来。
外屋里,舅妈给我们倒了两杯水。那水淡得很,也不热。我捧着搪瓷缸,手心倒是暖和了些。外公坐在一旁,想问问我们家里的情况,可每次他一开口,舅妈不是去翻柜子,就是去剁菜,锅碗瓢盆叮当作响,弄得谁都说不踏实话。
“姐夫还没回来?”她冷不丁问了一句。
母亲愣了愣:“还没。”
“出去这么久,也没捎个信?”舅妈又问。
母亲低声说:“可能忙。”
舅妈轻轻“哼”了一声,嘴角往下一撇:“外头现在也不好混,多少人出去一趟,钱没挣着,倒把家里扔下了。”
这话像是不经意,可字字都硌人。
我攥着搪瓷缸,手指都紧了。母亲脸上一阵白一阵红,半天没接上话。
外公咳了一声,想打个岔:“你姐难得来——”
“可不难得嘛。”舅妈接得倒快,“平时也不见来,偏赶着年根底下来,肯定不是光看看妈这么简单。”
屋里一下静了。
这话已经不算暗示了,明摆着就是挑开了说。母亲坐在炕沿边上,腰背挺得笔直,手却不自觉揪住了衣角。她那样子,我一看就知道她心里快撑不住了。
可她还是忍着,先低头笑了笑,像在给自己找台阶下:“确实……也是有点事想跟你们商量。”
舅妈把手里的白菜往盆里一扔,抬眼看她:“什么事?”
母亲喉咙动了动,声音小得发飘:“家里这阵子有点紧,眼看过年了,想……借点钱应应急。”
“借钱?”舅妈一下抬高了声调。
我心里猛地一紧。
母亲赶紧接上:“不用多,过了年你姐夫回来,我们就还。”
“姐,不是我说你,”舅妈往凳子上一坐,脸色当场就下来了,“谁家过年不紧?我们家宽裕到哪儿去了?你张口就借钱,说得倒轻松。”
母亲连忙说:“我知道你们也不容易,实在是没办法了,不然我也不会来开这个口。”
“没办法就来娘家要?”舅妈眉毛一挑,“你都嫁出去多少年了,帮过家里什么?现在一到难处,就想起娘家来了?”
我一下子坐不住了。
什么叫“要”?母亲明明说的是借。
可还没等我出声,母亲已经急急地解释:“不是要,是借,我肯定还——”
“借和要有什么区别?”舅妈不等她说完,就截了过去,“谁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还?再说句不好听的,你家那位现在人在哪儿都说不准,回不回得来还两说呢。”
这句话像一根刺,猛地扎进人心里。
我“腾”地站了起来:“我爸爸会回来的!”
舅妈看我一眼,脸上那点不耐烦更明显了:“大人说话,小孩插什么嘴。”
“够了。”外公终于沉下脸。
可舅妈像是憋了很久,根本不想停:“爸,我哪句说错了?家家都要过日子,钱是大风刮来的?再说了,咱家也不是开善堂的。姐今天借,明天再借,谁受得了?”
母亲已经说不出话了。
她眼圈红得厉害,嘴唇抿得发白。那副样子看得我心里又疼又恨,我第一次觉得,原来一个人受委屈的时候,连坐在旁边看着的人都能跟着发抖。
里屋传来外婆一阵咳嗽声,一声比一声重。
母亲听见了,像是一下醒过神来,赶紧站起身:“算了,不说了。我们走。”
舅妈也没拦,嘴里倒装得体面:“姐,你别往心里去,不是我不帮,是真没办法。”
母亲没应声,只拉着我往外走。
走到门口时,外公也跟了出来。他脸色不太好,像是想说什么,又顾忌屋里的人,最终只低低说了一句:“慢点走,路滑。”
母亲点了点头,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,可她硬是没让它掉下来。
院门在身后关上那一刻,我觉得胸口堵得难受。
出了村子,母亲就走得很快,头也不回。我在后面小跑着追,追得气喘吁吁:“妈,您慢点。”
她这才放缓了步子。
我走到她身边,抬头一看,她脸上全是泪。大概是出了人家的门,她再也绷不住了。她边走边擦,可怎么擦都擦不完。
“妈,咱不借了。”我急得声音都变了,“不过年也行。”
她听见这话,脚步一顿,接着摇头:“胡说,年哪能不过。”
“可她说话太难听了。”
“人家不借,是人家的本分。”母亲吸了吸鼻子,声音沙哑,“肯借,那才是情分。”
我年纪小,听不太懂这话里的苦,只觉得她都被欺负成这样了,怎么还替别人说话。可她说完就不再开口了,只低头往前走。天色渐渐暗下来,村路上的风更硬,刮得人耳朵生疼。
路过一片空地时,远处有人放起了鞭炮,“噼里啪啦”地响个不停。那本来是过年的动静,听在我们耳朵里,却跟催债一样。
我偷偷去拉母亲的手,才发现她手冰凉冰凉的。
“妈,没事,”我小声说,“我少吃点也行。”
这话一出口,她眼泪又下来了。她蹲下来抱住我,抱得很紧,像要把我揉进怀里一样:“是妈没本事,让你跟着受苦了。”
我拼命摇头:“不是,妈最好。”
她笑了一下,眼泪却掉得更凶。
我们又走了一段,眼看快到村口了,身后忽然有人喊:“等一等!前头的,等等!”
那声音苍老,又有点喘。
我和母亲同时回头,就看见外公正从远处追上来。他年纪大了,跑得踉踉跄跄,棉袄敞着怀,手还按着胸口,像是一路追得很急。
母亲吓了一跳,赶紧迎上去:“爸,您怎么来了?”
外公弯着腰喘了好一阵,脸都涨红了。母亲连忙扶住他,替他顺气。我站在旁边也紧张得不行,生怕他一口气上不来。
过了会儿,他才从怀里摸出一个旧油布包,塞到母亲手里。
“拿着。”他说。
母亲愣住了:“爸,这是啥?”
“你别问,先揣起来。”
母亲一捏,整个人都僵住了。那里面分明是钱。
她像被烫了一下,连忙往回推:“爸,我不能要。”
“给你你就拿着。”外公压低了声音,神情却很坚决,“回去买点面,买点肉,给孩子过个年。”
母亲眼泪一下又冒出来了:“您这是干什么呀……”
外公往回头看了一眼,像是怕有人追出来似的,声音更低了:“在屋里我没法给。你弟妹那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,当着她的面拿出来,又得闹翻天。你妈身体那样,家里不能再吵了。”
原来是这样。
怪不得他刚才在屋里一句话都说不完整,不是不想帮,是帮不了。
母亲捧着那个油布包,手都在抖:“可这是您的钱啊。”
“我的钱咋了?”外公看着她,眼里全是心疼,“我一个老头子,吃住都在家里,用不了几个钱。平时你弟给我买烟的钱,我省一点;别人家有红白事,给我的回礼钱,我也没动。攒着攒着,就攒了这些。本来想着留着给你妈买药,或者自己哪天有个头疼脑热用。可再一想,药钱你弟那边总还能想法子,这会儿你们娘俩连年都快过不上了,我还留它干啥。”
母亲听完,嘴唇直哆嗦,半天说不出一个字。
我也愣住了。
那个旧油布包,在外公手里被捂得温热,边角都磨起毛了,里面的钱也不知道攒了多久。五块十块的,零零碎碎,想也知道不是一下拿出来的,是他一点一点从手指缝里抠出来的。
“爸……”母亲终于叫了一声,声音全哑了。
“别哭。”外公说,“让孩子看见,心里更难受。”
可他说着说着,自己眼圈也红了。
母亲想把油布包塞回去:“您留着,真有急事怎么办?”
外公把手一背,不接:“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爸,就拿着。回头等你们缓过来了,再说别的。”
母亲抬头看着他,眼泪往下掉,却没再推。
外公这才松了口气,又看向我,抬手摸了摸我的头:“小宝,别怪你舅妈。过日子的人,都有自己的算盘。只是你要记着,人穷的时候别怨天,也别怨人,咬咬牙,总能过去。”
我那会儿年纪小,很多话其实听不全懂,可这几句却记得特别牢。
我问他:“外公,您把钱给了我们,您自己怎么办?”
外公笑了笑,脸上的皱纹一下更深了:“我一个老头子,饿不着。你们不一样,孩子正长身体。”
说完,他又特意叮嘱母亲:“这事别让你弟妹知道,也别跟你弟说。省得他们两口子为了这个拌嘴,弄得家里鸡犬不宁。”
母亲抹了把泪,用力点头:“我知道。”
天快黑透了,风也更大了。外公站在路边,棉袄被风吹得鼓起来。我看着他那瘦小的身影,忽然觉得他一点也不老,反而像座山,站在那儿,就能替人挡风。
“快回吧。”外公说,“路上小心,别冻着孩子。”
母亲嗯了一声,却迟迟没动。
最后,还是外公先转了身,一步一步往回走。走出一截后,他又回头看了看我们,像是不放心。母亲冲他摆了摆手,他这才继续往前。
等他走远了,母亲才低头把油布包打开。
里面是一沓零零散散的钱,有旧有新,最大的十块,最小的还有毛票。她数了好半天,一共八十七块五毛。
八十七块五毛。
对现在的人来说,也许就是一顿饭钱。可在那一年,对我们家来说,那真像天上掉下来的救命粮。
母亲把钱重新包好,贴身揣进怀里,一路上都紧紧按着,像怕风把它吹走。她的眼睛还是红的,可脚步明显稳了,脸上也慢慢有了点活气。
“妈,咱能包饺子了吧?”我问。
她吸了吸鼻子,笑了一下:“能,能包。还能给你买点糖。”
听到“糖”这个字,我心里忽然就亮了。其实我不是馋糖,我只是觉得,能说出这句话,就说明这个年总算有个年样了。
第二天,母亲带我去了镇上。
镇上的集市到了年根下,人特别多,到处都是吆喝声。卖春联的,卖冻鱼的,卖花生瓜子的,路边还有炸麻花的香味。以前我来赶集,总是羡慕别人家大包小包地买,这次虽然钱不算多,可母亲也终于能停下来算着买几样。
她先买了十斤面粉,又割了两斤猪肉,还买了白菜、粉条和一小包白糖。路过卖布头和成衣的摊子时,她站住了,摸了摸我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,咬咬牙,给我买了一件蓝色的新棉袄。
我连忙说:“妈,我不要,先买吃的。”
“过年哪能没件新衣裳。”她说得很轻,可语气很坚决。
我穿上试了试,袖子稍微长一点,可特别暖和。摊主拿着尺子比来比去,笑着说:“小孩长得快,长点明年还能穿。”母亲也跟着笑,那笑里总算有点真正高兴的意思了。
回村的路上,碰见邻居大婶,她看见我们拎着东西,就问:“哟,买上年货了?你家那口子回来了?”
母亲怔了一下,很快就顺着话说:“没回来,托人捎了点钱。”
大婶一听,点点头:“我就说嘛,男人在外头总不能一点不管家。这样就好,孩子也能过个像样年。”
母亲笑了笑,没再多说。
我知道,她不是想骗人,她只是想给自己留点脸面。日子已经够难了,总不能再把那点难堪拿出来让别人嚼。
除夕那天,我们一大早就忙活起来。
母亲和面,我剁白菜。肉不多,她就把粉条切碎了拌进去,说这样香,还耐嚼。灶坑里火烧得旺,锅边热气一阵一阵往上冒,窗户上都糊了一层白雾。屋里终于不像前几天那样空荡冷清了,有了烟火气,也有了过年的味道。
包饺子的时候,母亲特意捏了几个元宝样的,说图个吉利。我学着她的样子包,可总是捏不牢,一下锅就露馅。母亲也不嫌我笨,一边补一边笑:“露就露吧,自家吃,漏财也漏不到哪儿去。”
那天她难得话多了些。
饺子出锅后,我们盛了两碗,热气腾腾地摆在桌上。桌子还是那张旧木桌,桌角都磕掉一块,可那一顿饭,是我记忆里最香的一顿。母亲还炒了个白菜,切了点咸菜,另外用白糖拌了盘煮熟的红薯,说给我甜甜嘴。
吃饭前,她倒了两碗热水,一碗放在我面前,一碗自己端着,然后轻轻说:“给你外公敬一碗。”
我一愣,马上明白了,也端起来。
“谢谢外公。”我很认真地说。
母亲眼里泛着光,低声接了一句:“也谢谢老天,没把人心都冻透。”
那一晚,村里鞭炮声一直没断过。我们家的灯不算亮,饭菜也不算丰盛,可坐在炕上听着外头一阵阵喜庆的响动,我头一次觉得,年并不一定非得多热闹、多排场,才叫过年。有时候,一顿饺子,一件新棉袄,一口热汤,再加上一颗真心,也能把一个冷到头的冬天捂热。
过了年没多久,父亲终于有了消息。
是正月初八,村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进村,给我们送来一封皱巴巴的信。信封上沾着泥点,字写得歪歪扭扭,一看就是父亲的。母亲拆信的时候手都在抖,我凑过去一起看。
信里说,他前阵子在工地上摔伤了腿,躺了半个月,后来活儿又停了,工钱一直没结下来,身上连寄信的钱都没有。最近换了个地方,跟着老乡进了厂子,才算稳定些,先托人捎封信回来,让我们别惦记,再过些日子就寄钱。
母亲看完信,先是怔着,接着一屁股坐在炕边,捂着脸哭了。
那不是伤心的哭,是心里那口气终于落下来的哭。原来父亲不是不要我们,也不是不想回家,他只是也被日子绊住了脚。她这些天心里那些猜测、委屈、怨气,一下全散了,只剩后怕和庆幸。
我也松了一大口气。
后来父亲真的寄了钱回来,虽然不算多,可总算让家里缓过来了。开春后,他又回了一趟家,腿还有点瘸,脸也晒得黢黑。母亲见了他,头一句埋怨都没有,只是红着眼圈说:“回来就好。”
那年清明后,母亲特意带我去看外公外婆,顺便把借的钱慢慢还上。其实那八十七块五毛,外公后来死活不肯认是“借”的,说当爹的给闺女救急,哪有往回要的道理。母亲没办法,就买了麦乳精、红糖、罐头,还扯了块布给外婆做衣裳。外公嘴上说她乱花钱,可眼角眉梢都藏不住高兴。
舅妈见了我们,倒也没再提那天的事,脸上还是淡淡的。大人之间有些疙瘩,不会因为时间过去就完全没了,只是都学会了不往明面上摆。我那时候已经懂一点事了,也明白了,亲戚不是每一个都能在你难的时候伸手,很多时候,能不踩你一脚,就已经算客气。
可外公不一样。
他没本事替我们挡掉所有风雨,却在自己能使上的那一点劲儿里,尽全力把我们往上托了托。
很多年以后,我早就长大了,也有了自己的家。日子比那时候强太多,再冷的冬天,屋里也不至于漏风;再穷的年,也不会穷到数着毛票发愁。可我还是总会想起1999年的那个腊月,想起母亲坐在煤油灯下数钱的样子,想起外婆家那间热乎乎却让人如坐针毡的屋子,也想起外公追在风里的身影。
有些事,当时觉得只是委屈,后来回头再看,才明白那里面藏着一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分量。
我也慢慢明白,所谓人情冷暖,不是书里写的几个字,它是真的会在一个冬天里,钻进你的骨头缝里,让你一辈子都记得那份冷,也记得那一点暖。
冷的是被人拿话戳着心口的时候,你连反驳都显得多余;暖的是有人明明不声张、不摆功,却宁愿自己省吃俭用,也要让你把这个坎迈过去。
后来外公去世那年,我站在灵前,看着他那张安安静静的照片,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,不是别的,就是那只旧油布包。
它不值钱。
可它比很多值钱的东西都重。
因为那里头装着的,从来不只是八十七块五毛。装着的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心疼,是一个老人嘴上不说、心里全明白的牵挂,也是一个穷冬腊月里,能把人从绝望里拉出来的一点体面。
直到今天,我还记得那天傍晚的风有多冷,路有多硬,母亲的手有多凉。也记得外公把油布包塞过来时,掌心那一点温度。
那点温度,跟着我过了很多很多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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